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上不仅有前线指挥如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才能，还得益于后方保障如贺龙的智慧与决策。在这个战乱纷飞的时代，贺龙的角色尤为关键，毛主席曾在谈到贺龙时高兴地说道：“贺老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那时，党中央做出决定，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而贺龙则负责了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支援工作，保障西北解放战争顺利进行。
1948年5月，西府战役结束，这场战斗的胜利为西北地区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意义。西北野战军成功歼灭了国民党2.1万余人，巩固了黄龙解放区，最为关键的是收复了延安，这一举措兑现了毛主席对延安人民的承诺。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转移至黄龙解放区进行休整，这期间，西北野战军在延安市洛川县土基镇的白家马村召开了扩大的前委会议，也就是历史上的土基会议。
展开剩余73%土基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总结春季攻势和西府战役的经验，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并规划部队的整训计划。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人均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就春季攻势作了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不仅肯定了战斗的胜利，还自我批评，承担了西府战役后期失利的责任。此外，彭德怀还对一些干部未严格执行命令或执行不坚决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虽然让一些干部面子上难堪，但彭德怀始终认为，部队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保持战斗力。
1947年3月16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明确指出“从3月17日起，所有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由彭德怀指挥”。这一命令包括了多个部队，其中，第一纵队是贺龙的嫡系部队，司令员贺炳炎与政委廖汉生与贺龙有着深厚的联系。让贺龙的部队负责后方的后勤保障和兵员补充，虽然许多人感到不解，但贺龙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全力支持彭德怀的作战部署。
7月，西北野战军正式成立，彭德怀成为司令员兼政委。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部队经历了许多困难。例如，攻打榆林时，第一纵队未能成功突破，而得知国民党增援后，廖汉生认为要撤退。彭德怀得知此事后，愤怒地批评了廖汉生，指出第一纵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让贺龙的部队蒙羞。在电话中，彭德怀激烈地批评了廖汉生的部队，这让廖汉生感到极度不满，甚至在电话里与彭德怀发生争执。
然而，随着战斗的进展，廖汉生和贺炳炎并未因此放弃，他们反而在攻打清涧时展现了顽强的战斗力。在一次战斗中，贺炳炎带领部队顽强作战，成功拿下了耙子山，解决了后方的威胁。尽管与彭德怀的指挥风格有分歧，贺龙始终坚持支持彭德怀的决策，认为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是正确的。贺龙在土基会议上明确表达了对彭德怀的支持，并指出，虽然有一些干部执行力不强，但总体来说，西北战役取得了胜利。
贺龙在会上不仅支持了彭德怀的战略决策，还提出了自己对部队的批评，强调部队必须坚决执行命令，不能拖延。他总结道：“彭总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有些问题，尤其是部分干部的执行力不足，这使得整体战役虽然胜利，但仍有不足。”通过贺龙的支持，西北野战军内部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彭德怀与广大指战员之间也愈发默契，最终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与贺龙再次相遇。在一次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上，彭德怀动情地表示：“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能打仗、听指挥。”这一句真挚的夸奖，不仅是对贺龙军事能力的认可，也是对长期并肩战斗的战友情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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